大汉帝国风云录
三、董卓迁都与王允之谋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挟献帝迁都。 据《三国志武帝纪》，关东联军方面的曹操，对此有一番评论：“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依曹氏之见：如果董卓高举献帝的旗号，分兵占据长安、洛阳，仍能与关东诸军抗衡。但是，董卓却执意放弃洛阳，退守关中，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董卓入关不久，便出现王允之谋，董卓政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事的背景又是什么？
（一）董卓迁都的真实意图
此时董卓的军队大致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跟随他进京的凉州兵；二是丁原旧部的并州兵；三是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四是进京后陆续招纳、补充之兵。其中，董卓真正信赖的凉州兵仅三千人。
董卓所率凉州之兵，本来远不止三千。《后汉书董卓传》记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董卓在凉州，“将兵三万讨先零羌”。 同书《皇甫嵩传》载中平五年董卓与皇甫嵩“各率二万”，共拒王国。又《董卓传》载灵帝“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拒绝交出军权，“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后汉纪》则谓卓“选五千骑，将自河津渡”。到他自河东入朝，“步骑不过三千”，兵力只有在凉州时的十分之一了。董卓就任并州牧之前上书，有“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数语〔32〕。这批凉州部曲既然如此留恋故主，何以最后又纷纷弃董卓而去呢？
由以上记载可知，董卓越往东走，跟随他的凉州兵就越少。这说明凉州兵不愿脱离本土，尤其不愿脱离关西。董卓上书谓其部下为“湟中义从及秦胡兵”。另据《后汉书段熲传》：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熲将“湟中义从”讨沈氐诸羌，“义从役久，恋旧乡，皆悉反叛。”我怀疑董卓进京时兵员锐减，也是由于凉州兵“恋旧乡”所致。离开董卓的凉州兵是否返回凉州，不得而知。但估计他们大多仍滞留在关陇一带。《三国志》董卓及贾诩传：董卓被杀，李傕诸将以“为董公报仇”为名，将其众自陕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这十余万众之中，很可能就有与董卓“相狎弥久”，而又未曾随其进京的“大小士卒”。至少我们知道，董卓在关西的声望和影响，与在关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所以，董卓在面临关东诸军的压力时，自然会选择迁都长安的方案，期待重新以关陇为依托，实现与其凉州旧部的会合，从关中乃至凉州本土直接获得兵源。董卓到达长安之后，究竟补充了多少兵力，并无明确记载。诸史谓董卓经略关中，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33〕准备凭藉关中之兵，与关东势力分陕而治，他在洛阳那种“恐惧不宁”的心态一扫而光，其收关陇之兵为己所用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这又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董卓政权的地域性特征。
（二）王允之谋及其背景
董卓死于王允之谋。王允之谋的执行者是吕布等一批并州武士，此事进而导致并州与凉州人的血腥对抗。但王允之谋的基本背景，既不是并州与凉州人的地域冲突，也不是并州与凉州武将的权力争夺，而是党人名士与董卓政权矛盾的延续。
（1）党人名士入关意在追随献帝皇统
王允在政变成功后，告诫其党羽说：“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此话耐人寻味。众所周知，鼓动、领导关东州郡反对董卓的核心人物，即王允所谓“关东举义兵者”，大多为汉末党人名士。而王允其人，同样也是一位颇具影响的大名士。上引王允之言，就明确将起兵抗拒董卓的关东党人名士，称为自己的同类。
相反，王允对于参与密谋的并州人吕布，却有另外一种看法。《后汉书王允传》谓允“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反映出二者人物层次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隔膜。这与王睿“以〔孙〕坚武官，言颇轻之”，情形非常相似。《三国志吕布传》又云：“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王允为实现其政变计划，暂时抛弃成见，殷勤接纳“州里壮健”吕布，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对吕布之流的评价。
王允之谋并非一起孤立的事件，在吕布刺杀董卓之前，长安朝廷中已多次出现针对董卓的密谋。据《后汉书》、《三国志》，先后参与其事者，有司徒王允、司空荀爽、卫尉张温、执金吾士孙瑞、侍中种辑、越骑校尉伍孚、司隶校尉黄琬、黄门侍郎荀攸、尚书郑泰、议郎何顒等多人。他们既是党人名士〔34〕，又是西京士大夫集团的中坚分子。问题在于，王允、荀爽等一批党人名士，在关东州郡起兵之后，何以未能加入“关东举义兵者”的阵营，而是跟着董卓跑到关西去了呢？
王允等党人名士入关的原因比较复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决心追随献帝的皇统。上节已说明：废少立献虽系董卓所为，但献帝的名分一经确定，在士大夫们心中就难于动摇。诸史谓袁绍得以起兵冀州，又有赖于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这份伪造的文书言及“天子危逼，企望义兵”，正是借助献帝名义，号召关东州郡讨逆〔35〕。
曹操斥责袁绍等人拥立刘虞，已见前引。刘虞本人对称帝一事也是严辞拒绝，《后汉书》本传载其言曰：“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表达了继续翼戴献帝的心迹，与曹操可谓不谋而合。而且至曹操“将迎天子”之际，袁绍亦转念“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36〕由此可见，献帝在东汉末年特殊的政治地位，暂时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所以，只要董卓依旧维持献帝的皇统，就会有一批党人名士与之合作，至少能够继续留在其政权之中。我们的问题是，王允、荀爽等人既然同意与董卓一道入关，入关之后，何以又迫不及待地策划反对董卓的密谋呢？
（2）董卓“篡逆已兆”是王允密谋的重要背景
在王克、荀爽以及许多党人名士看来，董卓入关后对待献帝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后汉书王允传》：允至长安，“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遂与黄琬等“谋共诛之”。所谓“篡逆已兆”，就是说发现了董卓篡夺皇位的征兆，这无疑是一项严重的指控。那么，董卓的“篡逆”，是否确有其事呢？
我怀疑是董卓入关以后的某些做法，引起了西迁的党人名士的警觉和反感。本文第一节引述《续汉书》及《袁山松书》，谓董卓以“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为由，废除和、安、顺、桓四帝的尊号。灵帝的庙号，则未见史载，也许此前被董卓以同样的理由废除，抑或根本就未曾议定。汉末党人名士的清议运动，虽然表达了对当时腐败政治的不满，但直言批评东汉皇帝者却并不多见。董卓则不仅提出和帝以下诸帝“功德无殊，而有过差”，又公开贬去他们的庙号。这显然是一项非常之举，可能会被党人名士视为否定东汉皇统，乃至“废汉自立”的先兆。
董卓西迁时又自尊为太师，号曰尚父，位在诸侯王上〔40〕。《史记齐太公世家》“师尚父”条裴駰引刘向《别录》曰：“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董卓以太公望吕尚自况，张扬出凌驾汉帝的气势。《三国志董卓传》谓迁都以后，“公卿见卓，谒拜车下，卓不为礼”。由董卓这类违反礼制的举动，可见其俨然是以王者自居的。《董卓传》又说他改变成规，“召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府启事”，在制度上已明显超越宰相职责，严重地侵犯了皇权〔41〕。
凡此种种，均可能成为王允、荀爽等人的口实。党人名士们一旦确认董卓“篡逆已兆”，就会迅速行动起来，携手捍卫献帝法统与汉家社稷。在此形势下，反对董卓的密谋便接踵而至了。
董卓被杀后，李傕诸将反攻长安。城陷之时，吕布劝王允逃往关东，王允答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乱苟免，吾不忍之。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42〕此所谓“关东诸公”，指起兵关东的党人名士。联系前引王允“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之言，可知当时分处关东、关西的党人名士，往往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所谓“勤以国家为念”，就是要为汉室效忠，他们甚至不惜“奉身以死之”。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关东方面的例子。就在熲川荀爽随献帝入关的同一年，即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爽从子彧在东郡归附曹操。荀彧佐曹操创大业，“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 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43〕，堪称曹魏建国之元功，已为人所熟知。然而，据《三国志荀彧传》；“〔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以忧薨。”王夫之论此事云：“九锡之议兴， 而刘氏之宗社已沦，”〔44〕指明其为曹操“代汉自立”之第一步。荀彧事曹操二十余年，始终又“以国家为念”。《读通鉴论》卷九说：“则彧者，操之谋臣，至于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宁，左挚右曳以亡其身。”又说他“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荀彧与其叔父荀爽，以及参与反对董卓密谋的其他党人名士，当时虽然属于对立的营垒，但他们对待曹操、董卓“篡逆”之举的态度，却是如出一辙的。
余论
董卓进京，彻底剥夺了汉帝、太后残余的权威，摧毁了腐朽衰落的旧皇权，使困扰东汉社会百年之久的宦官、外戚专权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董卓及其凉州武人集团，在东汉帝国崩离之际得以发挥关键作用。究其原因，似取决于他们特殊的地域、文化乃至民族背景。
******先生指出：东汉政府将羌人安置于帝国境内，造成了凉州等边疆地区汉人的“蛮夷化”〔45〕。余氏所谓“蛮夷化”，相当于本文讨论的“羌胡化”。而本文一个基本结论就是：包括董卓集团主要成员在内的凉州武人阶层，缺乏学术而擅长武力，明显带有“羌胡化”的倾向。
唯其如此，董卓在以强力手段颠覆东汉皇权的同时，又完全破坏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凉州秦胡兵肆虐于洛阳，在关东地区引起广泛的恐慌和敌意。董卓敢于行废立之事，敢于逼太后归政，敢于挟献帝迁都，敢于黜汉帝尊号，动摇东汉国本，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却又无法长期立足关东，无法“移神器于己家”，完成代汉过程的第二步。他的活动，只是为曹操等关东势力开闢了道路。
曹操由讨董卓起家，实际上又继承了董卓的政治遗产。应劭称董卓“百官总已，号令自由”〔46〕；范晔则云：“自许都以后，权归曹氏，天子总己，百官备员而已。”〔47〕董卓、曹操皆以宰相的身分，挟天子以令诸侯。黄山谓曹操“甘心为卓之所为”，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陈寅恪先生将魏晋统治者曹、司马二氏，划分为“非儒家的寒族”与“儒家豪族”〔48〕。我想说明的是，曹操出身寒族，却周旋于党人名士之间，与儒家豪族人物，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精通兵家韬略，又留意于儒学名教。“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交替为用，相得益彰〔49〕。所以，曹操不仅得到非儒家寒族的支持，而且得到众多儒家豪族的支持，其政权具有比董卓政权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曹操在政治上的成就，也大大超过董卓。他利用虽无权威却仍为名义所在的汉天子，树立了足以威慑、统制北方的新皇权，进而为曹魏代汉奠定了基础。
最后附带指出，董卓代表凉州及西北边郡武人集团的利益，而在他执政期间，尤其是迁都关中之后，整个武人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都有显着的提高。曹操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与群雄逐鹿中原。在曹氏政权之下，武人阶层仍得以长盛不衰。此事影响所及，魏晋之际的大族名士，为获得政治上的发达，及维持家族的显贵地位，亦纷纷担任武职，追求军功，“儒家豪族”呈现令人瞩目的武人化倾向。司马氏灭蜀之役，邓艾、钟会二士争功。邓艾是寒族武人，钟会则为大族名士。至于河内司马懿，虽以文学起家，却又长年征战，凭借军功营作家门，最终取得代魏的资本，更是“儒家豪族”武人化的典型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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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据《后汉书董卓传》，董卓欲行废立，卢植表示异议， 遂有此言。
〔2〕
〔3〕
〔4〕
太后临朝居南宫，永安宫位于北宫的东北，靠近上东门处。参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论》二“东汉的都城（雒阳）”。
〔5〕〔6〕
******：《士与中国文化》六、七。
〔7〕
见《后汉书皇甫嵩传》、
〔8〕
见《三国志武帝纪》及注引《九州春秋》。
〔9〕〔12〕
唐长儒：《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10〕
〔11〕
〔13〕
〔14〕
〔15〕
见《三国志皇甫嵩传》。
〔16〕
〔17〕
〔18〕
〔19〕
〔20〕
〔21〕
见邢义田《“秦胡”小议─读新出居延汉简札记》。
〔22〕
〔23〕
蔡琰：《悲愤诗》。此诗真伪，史家历来有争论。今从郭沫若说，见郭氏《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
〔24〕
〔25〕
〔26〕
参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卷第十一章。
〔27〕
〔28〕
〔29〕〔48〕
〔30〕
见《后汉书》灵帝纪、董卓传，及献帝纪注引薛莹《后汉书》。
〔31〕
〔32〕〔47〕
〔33〕
〔34〕
参见《后汉书》、《三国志》王允等人本传。
〔35〕
〔36〕
见《后汉书袁绍传》。
〔37〕
〔38〕
〔39〕
〔40〕
〔41〕
〔42〕
事具《后汉书王允传》。
〔43〕
〔44〕
〔45〕
说详《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译本第六章。
〔46〕
〔49〕
据《三国志武帝纪》注引《荀彧别传》，荀彧曾与曹操反覆讨论名教的问题。荀彧不懈鼓吹礼学教化，固由“儒家豪族”之家世背景使然。而曹操当戎马倥偬、立功立事之际，于立德立言亦未敢忘怀。他仰慕虞舜之“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光武之“投戈讲艺，息马论道”，醉心于“王道两济”的境界，与董卓乃至其他“非儒家的寒族”，又是有天壤之别的。
姚国华：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地点：北京大学三教105室
举办单位：北京大学湖湘文化研究会
主讲人：姚国华
各位同学，晚上好！
非常感谢湖湘文化研究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我已经是第四次站在北京大学的讲坛上了。这次的宣传效果是最好的，刚开始时，人非常少，值得庆幸的是，后来，人慢慢多了起来。这次，我会在北京不同的高校做一次巡回系列演讲，今天在北大的题目是“百年中国的脑震荡”，话题可能稍微沉重一些，思想性较为深入，但它涉及到我整个思想脉络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话说得情绪化一些，我认为，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作为一个民族，我们的整个思想界，包括那些思想大师们的思考，包括今天学者们的主流思维，都可能存在一个大的思维陷阱。我把这种思维叫做“脑震荡思维”。我将从三个概念入手阐释这种思维的特征。在拙著《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我提到了，在当代中国人使用的那些最基本的观念之中，都包含着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的思想陷阱。这种陷阱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人在现代化道路上的迈进。可能有些概念是最为基本的，是绝大多数人不会怀疑的，它们却恰恰是陷阱。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与这些概念上的陷阱有关系。
我今天只讲三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封建”。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关于中国历史的描述，如果离开封建一词，可能无法述说了。（笑声）我们把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定位为传统的封建社会。但是，封建一词，说白了，是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错误。直到前几年，我国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才把这个错误揭露了出来：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使用封建一词时，在99.9％的情况下是错误的。这样一个关键词，究竟错在哪里呢？很简单。封建，在汉语之中，甚至在西方用语中，它都是指“封土地、建诸侯”。秦始皇废除井田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这个行动就是废除封建制度。也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前，封建制度就灭亡了。但是，我们的教科书，那个我们背不好就考不上高中更不用说考大学的教科书，（笑声）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秦始皇建立了封建制。
而事实的真相是：秦始皇就消灭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是个历史的简单常识，但是几十年以来，99.9％的中国人在使用封建一词时，从来没有意识到用错了。而且，这不止是一个用词错误的问题，如果是这样，那好办，我们约定俗桑飧龃视镉辛诵碌暮澹昧硗獾拇视锎嫠木珊濉Ｎ侍馐牵庋桓龉丶实挠么恚澈笫撬嘉绞降拇砦蟆６坏┫萑胝庵执砦笾校颐堑乃悸肪兔挥邪旆ǚ怼?/P>
这种错误是哪里来的呢？其实，中央集权制度和封建制度本来是一个对立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从秦始皇时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状况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看，都不是封建主义，而更加接近西方的资本主义。如果说，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与西方制度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与其说像西方的封建社会，不如说像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家想想，在中国，地主的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地主可以雇工，有钱人可以开钱庄等等，这些都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极其接近。而事实上，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从明清开始萌芽，恰恰相反，从秦始皇甚至更早，中国的农业资本主义就萌芽了，而中国的工商业也一直非常发达。
为什么要说两千多年来，我国处于封建社会呢？错误来自于一百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中国人被西方人打败了，而我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打败的，我们被打晕了。刚开始，我们是被西方的枪炮打败的，后来，我们被西方的整个体系打败了，中国的文明找不到坐标，看不清方向。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整个文明体系崩溃了，于是开始重新寻找方位的历程。这就好比，一个人被强大的东西撞成了脑震荡，自己不知道方向了，没有时间了，没有空间了，传统的文明体系和坐标系全部垮掉了。这时，中国发现，只能跟着眼前那个还在活动着的强大力量行走，这种状态就是脑震荡。我们看过电影，战争中，有人被炮声震慑后，失去记忆，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这时，怎么办呢？他还有平面的感觉能力，要让他获得思想的坐标，只能让他模仿眼前正常人的活动。这就是脑震荡。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被西方人全面打败之后，开始相信，整个世界有着一元进化的方向，有着单一进步的套路。西方人在这条路上，走得比中国人快，走到了前进的这种发展程度。而全人类的文明都会沿着这种上升的趋势前进，只不过不同的民族，处于文明上升链条上的不同点上。中国人在这里，西方人在中国人前面，而比我们更落后的柬埔寨人在中国人的后面，而中国的少数民族鄂伦春在更后面。（笑声）也就是说，不同的民族沿着同一个方向，只不过在方向的不同点上，在往前发展。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初期，有一种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非常之大。胡适之的名字就体现了当时思潮的倾向。适之这个名字，是胡适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的理念取的。当时，进化论在中国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被打晕了，要找到自身挨打的原因，避免再次挨打，怎么办呢？有一种解释告诉我们，中国人挨打是因为中国落后，要不挨打，怎么办呢？赶快沿着那条道路前进，赶上西方。这种想法，一下子让中国人看到了希望，中国人想往前追。这时，中国人就给自己找到了一种定位，但是，这种定位建立在历史一元化发展的逻辑之上，它相信，每一个民族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进化。这种进化论思想，依据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从那以后，我们就有了这些观念：历史是进步的，时代是前进的，社会是发展的，而且向上的趋势是唯一的方向。
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把西方人走过的道路，看作全人类必然会经历的道路，西方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我们的今天是什么呢？按照这种逻辑，我们的今天当然就是西方人的昨天。西方人的昨天是封建社会，自然而然，两千多年来，中国不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处在封建社会。我们说中国长期是封建社会，这不是从经验出发，不是从事实出发，不是从中国的境况出发，而是从一种简单的逻辑出发：西方人的昨天是我们的今天，昨天西方人处于封建社会，那么，我们两千年来也是处于封建社会。人在脑震荡的状况下，完全丧失了记忆，丧失了时空观，丧失了自我坐标，于是，封建，这样一个毫无道理的观念，支配了中国接近一个世纪的时间。
这种逻辑的背后，又强化了我们相信的那个原因：人类历史沿着同一方向往前发展。当然，今天，稍微有点生物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对达尔文的一种误解。达尔文主义根本不认同生命的进化有一个统一的方向。生物学科学告诉我们，人类进化呈现出一种树状的发展逻辑，根本不存在说：人是最高级的，类人猿低一级，猩猩再低一级，接下来是猴子，一般的哺乳动物再低一级，依次往前，是爬行动物，小虫子。按照这种逻辑，就会产生出一种可怕的推理：我们今天是人，昨天是类人猿，昨天的昨天是猩猩；猩猩不服气，它说自己今天是猩猩，明天可以进化成猿，后天就变成人了；猴子也不甘示弱，它说不久它的尾巴就会掉，变成猩猩，再往前进步，总有一天会变成人；老鼠也不甘心一辈子做老鼠，将来它也要做动物中的佼佼者，做猴子，最后进化成人；甚至，连一头猪都不甘心任人宰割，有朝一日，它也要变成人。（笑声）稍微有点生物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所讲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终极的、最高级的进化状态，可是呢，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一般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却告诉我们：人类发展有一个同一的方向，有一个终极的状态。而且，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种发展逻辑，一种完全在斯大林时代杜撰出来的理论，一种根本不是马克思原意的东西，支配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封建这个词语上的错误，不在于词语自身的错误，关键在于，词语背后所强化的逻辑：它告诉我们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有一个单一的坐标系，它以现代西方的标准为标准，说到底，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
第二个词语，也是我们时常在使用的，而且，不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启蒙”。其实，启蒙背后，也有一种思维的陷阱。如果说，封建一词背后的陷阱，只要经人一点化，大家就能意会的话，那么，启蒙一词背后的陷阱，显得更加隐晦。包括我刚才谈到的李慎之先生，虽然他指出了封建一词的错误，但是，他同时也认为，中国人需要启蒙。
启蒙一词与封建一词中，有一些极其类似的东西，其陷阱也颇为相似。法国人、英国人观念中的启蒙，与汉语中启蒙一词的意思，非常接近，它们都指：人处在一种阴暗的角落里，要获得光明，走向文明，由愚昧走向开化，这就叫做启蒙。这好比一座房子，黑漆漆的，我们把窗户打开，让光线照射进来，这些光线象征着聪明、才智、文明、先进与智慧，它们照耀了我们黑暗的心灵。但是呢，法国人首创启蒙一词时，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启蒙所运用的智慧，并不是外面的世界给予他们的，不是外部文明光芒的造化。也许，诸如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会羡慕古老中国的文明之光，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法国文化自身就是黑暗的，要等待东方文明的改造。待会儿，后面我会细致分析。
十八世纪，法国许多搞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都认同中国是文明之国，东方人太了不起。伏尔泰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当我们欧洲人还在亚平宁的森林里游荡的时候，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东方的文明古国已经进化到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皇帝把辽阔的东方，统治得井井有条。中国像一个家庭那样和谐有序、充满仁爱，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就在中国皇帝那里。皇帝对待他的臣民，就像父亲对待儿子那样仁慈。在法国许多启蒙思想家的观念中，启蒙的源头是东方的光明，中国人的光明照耀了西方。但实际上，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年法国人启蒙的时候，当英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也都向往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向往与我们今天对西方的向往，期盼着由西方文明启蒙中国，是有根本不同的。不同在哪里呢？欧洲人当年向往的东方，是一个难以企及的东方，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所以，他们的
东方，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脑中构想的东方，是自己想象的东方，而不是真实的东方。由于实际的东方，离他们太遥远了，所以，他们只能发挥自己的思想，杜撰一个东方。这就好比你在一瞬间看上一位美貌的姑娘，此后你却没法见到她，却经常回想她，甚至在梦中见到她，但是，你心中的她，与真实的她相差越来越大了。正因为有距离，你的想象才能自由，你才能让自身充满主观能动性，这样一来，你期盼的偶像，与真实存在的她，是两回事情。
回到启蒙问题的探讨上，西方人崇尚东方，以为是在用中国文明改造西方文化时，实际上，他们是自己在改造自己。那也就是说，真实的启蒙运动，不是西方人借助外面的光芒来照耀自身，而恰恰相反，他们是在自我觉醒。在其他的讲座场合，我曾经谈到过，西方文化的源头，更多的是，古希腊的哲学、犹太人的信仰、基督教的文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都是西方人的一种自然状态的萌发。西方人真实的启蒙，并不是用外面的光明来照射他们，而是用自己的光芒照耀自己，用自己内心智慧的觉醒来改变自己。
可见，启蒙一词的原义，并不是我们表面所理解的那样。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照德语中启蒙一词的含义。它与英语、法语、汉语中启蒙的意思不一样。在德语中，启蒙指的是自我成长发育和自我进步的过程。这可谓是更加真切地表达了启蒙的本义。但是呢，当今，大多数中国人理解的启蒙是：中国人的现状是蒙昧的，急切需要用外面的光芒在改造自己。说穿了，如今很多知识分子鼓吹的启蒙，就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思想来改造中国人。这种启蒙，是一厢情愿的倾向，是将所谓先进的思想灌输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走向光明，这种启蒙，与西方原创的启蒙完全是两码事。在这种情况下，人变成了所谓的光明的奴隶，受它支配，人在所谓的光明面前，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这种启蒙的指导思想，可能恰恰造成了今天中国的许多被动、挨打和平庸。中国人越来越缺乏创造力，越来越丧失个性，越来越没有了主动能力，越来越将自身活力崩溃。“启蒙”观念上的陷阱，可能是根源之一。
好，我继续讲第三个词语，“现代化”。恐怕，更是极少有人怀疑，现代化一词背后，也有一个陷阱。不过，这个词语背后的陷阱，是很明显的。稍微有些汉语语感的同学，都应该知道，什么叫“化”呢？它指的是不是某种东西，却要变成某种东西。那么，现代化就意味着，中国人如今并不现代，中国还处在古代，在座的各位，2004年4月4日的这群北大学子，不是现代人，是古代人。（笑声）现在的中国人不算是现代人，只能算是古代人，古老的中国人要走向现代化，这就存在着一个时间上的混乱。我们所说的“现代化”概念，与所说的“封建”一词，它们依赖的时空观是一致的。即二者认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处于的现在才能算作现在，他们有权说：我处于现代，而中国人的现代，只相当于他们的古代。这种思维，导致我们中国人不得不把自己的时间坐标取消。
引申一下，我认为，二十世纪，人类思想领域内有一个极其具有戏剧性的对比。是什么呢？上个世纪初，也就是1905年，爱因斯坦在自然科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可以简单概括为：自然科学范畴内时间观念的革命，即打破统一的、绝对的、一元的时间坐标，转化为多元的、每一物质体系都有独立坐标系的时间坐标。这就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相对性的坐标。时间不可能脱离物质体系而存在，不存在一个绝对、唯一的坐标系。爱因斯坦引导了绝对时空观向相对时空观的改变。可是，同样是在二十世纪，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在社会科学范畴，却有恰恰相反的转化。起初，大部分社会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身独立的时间坐标，每一民族有不同的历史纪年方式，如太阴历、格里高里历、黄历等。而逐渐地呢，演化成统一的、一元化的、绝对的时间坐标。当二十世
纪最后一天到来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为此而惋惜；当二十一世纪的太阳第一次升起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们都觉得与众不同。这时，我要发问了，这一天与其他天，真的不一样吗？其实没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是西方纪年法的偶然设置，造成了这一天的特殊。这种时观，使得全世界人民都追逐着同一个时空，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相对时空观完全相反。曾经有个小伙子问爱因斯坦，说他的相对论太抽象太深奥了，爱因斯坦打了个通俗而有趣的比方：如果你面对一位罗嗦不停、说话含糊不清的老奶奶时，这时，一分钟好比一个小时；如果你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时，一小时好比一分钟那么短暂。这就是相对。它告诉我们，时间是以每个主体的不同状态来决定的，不同主体之间不存在一个绝对同一的时间观念。可是，二十世纪末期开始，我们却在社会生活领域建构了唯一的时空坐标。这就是“现代化”概念的来源。
关于这一点，有人说得更加激进一些，比如台湾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名叫王小波，我跟他有过一次对话。我谈起了以上三个词语背后的错乱，王教授赞同我的很多观点，不过，对于启蒙一词，他不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封建一词，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强加给中国人的；而现代化一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强加给全世界的。（笑声）这句话，我当时听起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查阅了一下，发现他的说法还真有一些事实根据。当年，共产国际的东方执行部，为了让朝鲜、中国、越南等国家跟着他走，就说：社会是发展的，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成长起来的，中国还处于封建社会，西方社会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比你高级，而我们苏联，已经超越了资本主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你看着办吧，到底是跟着西方走还是跟着我们走？
跟着人家走也可以，但是跟着我们走，你就可以跳跃一级。中国一想，既然可以跳一级，我们当然跟着共产国际走呀。（笑声）于是，我们把自身定位为封建社会，在苏联老大哥的带领下，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关于现代化这个词语，有这么回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美国有个亚洲基金会，目前仍然存在，它支助了一次第三世界的大会。大会会场位于韩国的汉城，会议的主题是现代化问题。从这次会议以后，现代化一词，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认同。亚洲基金会的后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当时的意图是在文化上领导世界潮流，怎么领导呢？当年，西班牙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伊比利亚化；英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英吉利化；荷兰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尼德兰化；法国人征服一块地方时，要把那里法兰西化；德国人征服一块地方，要把那里德意志化。后来，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强国，美国人没有太大的底气说，让全世界都美国化。美国的主流虽然是西方文化，但他毕竟是个大杂烩。所以，他干脆选择了一个表面上具有普遍性的词语，不叫美国化，叫现代化。现代化一词，就是这么来的，说穿了，它的背后就是美国化。我们的学者，对于现代化，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制造了那么多的标准，其实都是人为想象出来的，美国人引领世界潮流的基本根基就是现代化。
以胡适之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领先接受了现代化这个词语，再将它跟启蒙一词相结合，于是，中国人在无声间接受、模仿并学习西方人当时的状态，迫切希望与西方接轨。今天，我们没有更多时间去探讨，现代化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哪些陷阱。简要得说呢，全球化的潮流，是非平等的，非公正的，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你越是跟着人家走，你越是陷入人家的话语系统的支配之中。
现代化一词，同样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强调的单一逻辑，基于对达尔文主义的彻底误解。封建、启蒙和现代化三个词语，其使用的误区，都在于，我们中国人在这一百多年以来，都处于时间错乱的状态。什么叫做时间错乱呢？说得简单一点：我们的历史记忆模糊了，我们没有自己独立的时间坐标了，我们只知道跟着别人走了。这样一种状况，我把它叫做百年中国的思想脑震荡。
西方哲学界的一个重要人物，康德，他的思想中，有过对人类知识的解析。我们的知识结构是如何构成的呢？康德有一个十分经典的描述。他认为，我们人类的知识，既不简单地都是从经验中而来，也不完全是先验的，而是先验和经验两者结合的产物。纯粹的经验，不可能成为知识；纯粹的先验，同样不可能产生知识。在经验和先验中，康德涉及到对时间和空间的描述。他说，当我们经验性地去感受作为对象的物质世界时，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先验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而这个先验的时空坐标，是知识发生的前提。
康德进一步认为，原因、结果、可能性这类概念，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存在，它们都是先验的产物。时间和空间，也是一样，物质世界中没有，只存在于每个人的思想中间。说得更明了些，人，才会意识到时间和空间，客观的对象上，是不存在时空的。人的时空坐标，正如笛卡儿的坐标系，加上混沌的经验被纳入，才有了我们的记忆、感觉和印象。将记忆、感觉和印象等，用我们的概念体系进一步加工，才形成了我们的理性知识。康德告诉我们，人类的思想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个人的时空坐标，个人先天的概念模式。当然，二十世纪时，皮亚杰的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康德所谓的个人时空坐标，不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而是在个人的思想孕育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尽管这对康德的理论有所修正，但是，它仍然没有否定康德的一个前提：我们人类的知识并不简单只是经验，而是包含着先验的因素，先验的表现之一就在于个人的时空观念。
中国人的时间、空间概念丧失了，这意味着，我们丧失了独立进行思考的能力。我们只能简单地照搬、套用西方人的概念体系、历史观点和时空坐标。一个彻底丧失了自我时空观念的民族，当然就是一个彻底脑震荡了的民族。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几乎没有真正的思想家。我有另外一个话题，讲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比较，那时，我们会发现，中国和犹太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但是，当中国人面对犹太人时，有一点是需要我们集体自卑的。那就是，这一百多年来，犹太人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都有最杰出的人物，都有引领潮流的人物，而中国几乎没有一个这样的人，也许除了*。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主义、没有一个用中国人名字命名的思想、没有一个中国人研制的科学成果，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全世界说：跟着我来！我是最先进的。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也只能在
中国的范围内被人们广泛认同，他对于世界潮流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也许，在中国人中，引领过世界潮流，只有昙花一现的*。
中国作为如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在世界思想的海洋中却丧失了声音。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人集体处于一种脑震荡状态之中。中国人的独立思索能力消失了，按照康德的话来讲，中国人不可能是有思想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今天，每当我们谈到某种重要思想时，都把它看作一种既定的模式，而不自省式地去剖析它。今天，中国也没有科学了，中国的科学是照搬西方的传统科学知识，我们以为这种知识就是科学，其实不是。思想不是thought，而是thinking。Thought是结果，既定的状态，thinking才是过程，活跃的状态。这个问题深入下去，会引出我的许多思考结果。其中有一点，我认为，中国今天的科学完全死亡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们所构想的崛起之路，其实只是头脑不清醒的人的幻梦。中国许多社会学家和改革者高喊着宪政改革，其实同样是处于脑震荡的状态，根本不
知道自己处在何时何地。（掌声）谢谢大家。
中国的教育就更惨了。前不久，一位思想非常激进的学者说，中国的教育部，干脆应该取消。因为教育这个词语，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教育意味着，某个主体高高在上站在那里，把所谓的真理、思想和知识灌输给大家。这种教育是害人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尊重受教育者，受教育者也是主体，他们自我成长。而我们的教育呢，似乎是把所谓光明的、先进的、正确的东西，灌输到空白的、愚昧的、无知的、麻木的头脑中，也就是普遍中国人概念中的启蒙。这种教育无疑是糟糕的。（掌声）上面那位激进的思想家说，教育部应该改成学习部。活到老，学到老嘛。但是呢，后来发现，中国就没有几个干净的词语，学习这个词语，更加糟糕，比教育还糟糕。（笑声）为什么呢？学，本来就是效仿的意思，即有一种现成的结论、模式、楷范摆在面前，我去照搬它、模仿它、运用它，这就是学习。
习，只不过是练习，让你照搬和运用的时候，更为娴熟。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是在这种学习的观念和行动中延续的。这种学习，造成了中国文明的稳定，也造成了文明的停滞不前，丧失自身的活力和创造力。中国人几乎只知道学习，我们从幼儿园就开始学习，一直学到中学、大学，学到博士，取得博士后学位，还有学到老，我们却没有想到，这种学习，是有问题的，它的后面蕴藏着巨大的陷阱，我们完全成了所谓真理、结论、模式、教科书的奴隶，我们成为被动的客体。一百多年来，这种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我们由学习老祖宗转向学习西方人，我们以跟国际接轨为目标，说到底，别人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这种思维模式，把我们与生俱来的创造力、生命冲动、自主性、想象力都抹煞了。这种状态，造成了今天我们中国所有的死板和平庸。西方人就不学习了吗？他
们也学习。但是，他们既在learn，又在study。Study不等于我们概念中的学习，它指的是，在没有现成的结论、原理和答案的前提下，去寻找规则、公式、规律等，它更多的是一种探索、研究和发现。而我们中国人缺少的就是这根弦。如果这种状态不改变，中国谈什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在太过荒诞，只有思想处于脑震荡状态的人，才会提起这种不切实际的口号。（掌声）其实，我们中国的学习，是与另外一件东西，结合在一起的。什么东西呢？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我们都以为知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有比知识和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想象。推而广之，这种想象，包含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激情、生命冲动、革命精神、主观能动性和永无止境的好奇心，这些恰恰是人之为人最重要的东西。而今天大部分的中国人，忘记了的正是这些，我们的教育，停留在学习知识的阶段上，把人与生俱来的可贵东西给断送了，而被动接受别人既定下来的文明。
中国社会里，如今有太多的领域，完全陷入了将别人现存的东西当作楷模的泥坑中。我们经常引以为豪的某些东西，其实是我们的耻辱，大家有没有想过呢？比如说，我们认为长城伟大，因为据说长城是人类在太空中可以肉眼看得到的景观。我的著作《文化立国》与《大学重建》中已经谈到，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后来，一位读者给我来信，问我为什么能在杨利伟登上太空之前就识别了这种说法的荒谬。（笑声）原因很简单，这是个常识性的问题。经过简捷的科学探测，我们就会发现真相。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自欺欺人呢？因为我们总是停留在这样一种思维：洋人说我们的某某东西伟大，那就是真正的伟大。洋人的赞扬，才能增添我们的骄傲感。
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另外的名胜古迹上。大家知道，西安有号称“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何谓“第八大奇迹”呢？有这么一回事。当年，法国的总理也就是如今的总统希拉克，来中国访问时，中国领导带他参观秦始皇兵马俑，当时，兵马俑刚刚被发掘出来，中国人感到很骄傲，固然要借此机会，向法国人炫耀一下。面对如此壮观的景象，希拉克也被镇住了，崩地一下，他就冒出一句话来：“这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呀！”但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为什么呀？他的说法，跟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使者出使夜郎国时引来夜郎王的说法极为相似。夜郎王问使者从哪里来，问他的国家和夜郎国相比，哪个更大。他可谓狂妄自大透顶了，于是，产生了夜郎自大的成语。我们笑夜郎王，笑了两千年。假如现在的中国人还是两千年前的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就会笑希拉
克，笑上两千年。希拉克说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是用西方人狭隘的眼光在观望世界。在古希腊时期，一位旅行家在地中海沿岸发现了七处值得观赏的地方，把它们称作“世界七大奇迹”。这七大奇迹，如果与文明古老的中国奇迹相比，简直无法起眼。但是，此后，每当西方人发现了另外的什么奇迹时，就随口说一句，这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站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土地上，面对壮丽奇特的中华遗迹，希拉克意识到了，他犯了类似于夜郎自大的错误，他马上改口：“哦，不不不，要我看的话，这简直是世界第一。”其实呢，希拉克根本不必改口，因为站在他面前的中国人，是完全丧失了自我时空坐标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这些地方官员们，认为秦始皇兵马俑已经排上“等外级”了，已经很了不起呀。（掌声）从此，世界第八大奇迹，作为兵马俑的代称，广为流传。西安最显眼的宣传条幅上写着：“欢迎来到拥有世界第八大奇迹的西安！”这哪里是什么荣耀，这简直是一种耻辱啊！（掌声）还有什么湖北的三峡工程、四川的三星堆等，也都在争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等外级”称誉。
我们被西方人式的单一坐标套住了头脑，而这种坐标根本不具备任何普适性，我们为什么要拽住它，用它来定位自身和自身的文化财富呢？我们实在是脑震荡有些厉害啊。前面我们谈到过，当年西方人在走向现代文明的进程中，以东方文明为楷模，但是，这种楷模地理上离他们太过遥远，几乎是在不可企业的另一个世界，获取楷模的原型太过困难，于是，他们只能任凭自己的经验想象一种“东方文明”，这实际上是创造了。比如，《图兰朵》中设想的中国宫廷，与实际的中国宫廷，没有多少关系；《一千零一夜》中构想的中国，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形。西方人把中国的四大发明拿过去，运用自己的理论科学，做了一番彻底的改造，使得它们不再是原来的模样。对于这一点，鲁迅说得更明白：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中国人用它来烧冥币，西方人却用来搞宗教改革。如此的事例，太多太多
。中国的东西，一到西方，就被西方人用创造力变成了另有意义的东西。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在接受和模仿西方时，觉得太容易了，太舒服了，太风光了。有谁出国了，生活在洋人的世界里，有谁做了洋人的弟子，他一回国，就会受到众人的瞩目，就有了话语权力，他能与洋人平起平坐，谈笑风生，便自视有水平，有资历。这种思维，其实就是一种脑震荡思维。（掌声）
再比如说，体育竞赛上，我们用西方人现成的规则，与西方人较量，我们在很多项目的技巧上的确可以超过西方人，我们得到的冠军荣誉越来越多，但是，我们中国人却很难有一种游戏、一种规则、一种玩法，让西方接受，我们只能在西方人既定的游戏规则基础上，
在技巧上追逐人家。在其他一些技术方面，我们也能追赶上西方。比如说世贸大厦垮掉了，中国人可以建造很多座世贸大厦，并且超过原有的。但是请问，这是真正的超过吗？不是。我们只能在有形的表象上、在西方人的模式控制中，超过人家，在实质性的理论、原则方面，我们无法超越。从技术上讲，再盖出一座比原先的世贸大厦高一倍的高楼，都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美国人还会干这种傻事，因为这种高楼无论从经济价值还是舒适度上讲，都是不划算的。美国那些营造高楼的公司，都搬到哪里了呢？搬到了亚太地区。
台北有高楼，高雄有高楼，香港有高楼，马兰西亚有高楼，新加坡有高楼，北京有高楼，上海有高楼。而且，大家暗暗较量，要盖成世界名列前茅的高楼。为什么要这样竞争呀？因为我们的独立思维方式彻底崩溃了，而我们想要长大，想要在别人的模式中往前冲，我们只能按照别人的看得见的指标去争个不休。这种竞争没有任何文化意义，只有数字意义。包括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争GDP，玩数字游戏；许多人拼命追逐，想要打破吉尼斯大全的记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囿于传统的思维错误。我们既抹煞了西方文明的灵魂，无法理解其精髓，又看不见自身文明的灵魂，我们只是跟在西方人的屁股后面跑，这无疑是一种脑震荡的病态。
还有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其中包含着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据说这个数字还来源于******。中国每年用于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的金额达到三百亿美元。这三百亿美元当然不会包括个人的资金，全是公费的。三百亿美元是什么概念呢？超过中国今天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的总和。我们知道，当年，哥伦布历尽艰辛，自以为到达东方，其实只不过是个虚假的东方；马可波罗经历千辛万苦，才来到东方，体验到元朝的面貌。他们回到西方后，都将自身借助的文化力量发挥出来，使之更加强大。而今天呢，中国有这么多的官员，轻易就到达西方。他们所获得的是西方最精确的知识，他们毫不走样地接受西方的现代文明，而这种模仿，只不过能得到一些僵硬的、失去灵魂的东西。总之，如今的中国人，正处于一种丧失了独立的思维能力和时空坐标的脑震荡状态。
改变这种脑震荡的状态，唯一的出路，可能是回到梁启超、蔡元培、鲁迅甚至*的某种思维中去。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内心世界的信念，一场改变中国人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清理中国人心灵世界的文化运动，才是改变现状的正确抉择。在我的著作中，我提出了自己的建设性意见，我既不赞同现在的所谓****，又不赞同****，我反对接轨的思维，我不认为实行政治改革是发展中国的灵丹妙药。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像西方曾经的那样，来一次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或者像德国那样，来一次大学运动。大学运动，上个世纪的中国曾经昙花一现地进行过，比如蔡元培的北大建设、西南联大的大学重建。中国人必须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一个文化中心，一个文化特区。我第一次站在贵校的讲坛上时，讲到了二十一世纪大学运动的主题，当时我就强调了，中国应该建设文化
特区，而不是仅仅搞经济特区，文化立国是我们的最终出路。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经学与周礼
什么叫‘经学’？_
经学 分为今文经学 和 古文经学
我国最后一个今文经学大师是康有为
我国最后一个古文经学大师是章太炎
今文经学
经学学派之一。与‘古文经学‘相对。始自西汉初。今文诸经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在经书的字体、文字、篇章等形式上，在经书中重要的名物、制度、解说等内容上都不相同。汉武帝采纳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的建议，罢黜诸子百家传记博士，只立五经博士，定儒于一尊，今文经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盛极一时。今文诸经在汉代均置博士，势力很大。今文经学中又支分派别，东汉的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有严、颜二家。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结合现实阐发经书中微言大义，如汉代的今文经学往往为当时政治、经济、法律作论证。汉以后日益衰微。18世纪中晚期常州学派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探讨西汉今文经学，其后魏源、龚自珍以经术讥切时政，有推动了今文经学的发展。清末廖平、皮锡瑞、康有为等大力提倡今文经学，并为戊戌变法作舆论准备。今文经学以孔子为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为‘受命‘‘素王‘，主张‘托古改制‘，认为六经皆孔子制作。其特点是注重‘微言大义‘，结合现实阐发经义，具有较丰富的哲学、政治思想，其不足是附会经义，甚至神化孔子和经学。
古文经学
经学中研究古文经籍的学术流派。与“今文经学”相对。古文经，指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儒家经书。始皇焚书期间，民间儒生将一些古文经书埋藏起来，至汉代前期，相继发现，如景帝时，河间献王以重金在民间征集所得古文经书，以及武帝时鲁恭王从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古文经籍。诸王等先后献给朝廷，藏于秘府。今文经，则指汉初由老儒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与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隶书（今文）记录下来的经典。至哀帝时，刘歆领校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立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而且有的博士本定为今文经。他指责今文经为秦代焚书之余，残阙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毛诗》、《左传》、逸《礼》于学官。因遭到太常博士群起反对，刘歆离开京都。西汉末，王莽欲篡权，提出“王田”的主张，要将土地收归国有，利用《周礼》关于井田制的说法，以为现论依据。《周礼》属古文经，古文经学地位因得以提高。平帝时，立五个古文博士，以与今文经学对抗。东汉初，刘秀利用谶语巩固政权，即位后，倡今文，废古文。谶纬之风影响了东汉经学的今古两派。中叶以后，古文经学压倒今文经学，著名古文经学大师如大卫宏、贾逵、马融、许慎等，以学术取高官。或有门弟子几千人，势力极盛。古文经学斥责今文经学附会谶纬的妖妄，强调文字训诂对于治经的重要性。为了准确解释儒家经书，古文经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作了精深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撰为著述，如齐歆认为“六书”是汉字造字的基本法则，扬雄著《方言》，许慎著《说文解字》等，皆有相当程度的科学性，至今仍为理解古代文化典籍的钥匙，受到学者的重视。至东汉末，儒学大师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宗，兼采今文之说，综合两派，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唐代，太宗诏使国子祭酒孔颖达统一异说纷纭的南北经说，撰定《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使明经取学者屏弃今古文的门户之见，自出亲意，宋人抛开旧注，直接往经文中寻求义理，敢于怀疑和独立思考，遂成为“宋学”。明代经学衰弱，少有建树。直至清代，乾嘉学者所用方法，称为“汉学”、“朴学”，无论吴派、皖派、扬州学派，皆与古文经学为近。惟常州学派上承汉代的今文经学，依据《公羊传》及董仲舒、何休等人著作，借阐发孔子“微言大义”表达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态度，影响及于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思想家。古人以后，经学今古文之争遂告结束。然作为不同的治学方法与对待古代思想文化典籍的不同态度，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影响并未结束。
“经史子集”是我国古代读书人对经典的分类法。
“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如《四书五经》、《六经》、《十三书》、《白虎通》等。
“史”是指历史典籍，如《史书》、《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
“子”是指春秋战国以来诸子之学，如《荀子》、《老子》、《庄子》、《论衡》等。
“集”是指古代诗文词赋的著作，分为总集、选集、别集，如《乐府诗集》、《古诗集》、《全唐诗》、《古文观止》等。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六
说到中国的礼仪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
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作者佚名。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